解讀全球財政與貿易失衡
畫面上文字：Ken Chambers PIMCO固定收益策略師
Ken Chambers： 全球不確定性與美國優越主義（exceptionalism）受到質疑，國家利益優先事項亦有轉變。我們的討論重點是什麼？
衛艾婷（Tiffany Wilding）：是的，顯然我們有一個新的潛在擾亂因子。
畫面上文字：衛艾婷（Tiffany Wilding）PIMCO經濟學家
我們認為這些政策轉變都與全球貿易失衡有關。
美國政府認為，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應能有效地隨時間推移而平衡貿易。其中一個例子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某種產品或服務上具競爭優勢，它們會出口，並出現貿易順差。
但它們也會因為這些回流到國內的利潤，獲得更高收益，進而有更多消費；隨著消費增加，它們會進口更多的商品，貨幣也有可能進行調整與升值。隨時間推移，這有助於重新平衡貿易。因此，實際上是以出口換取進口。
畫面上圖表：貿易平衡與財政平衡的GDP占比。圖表顯示八個國家的財政平衡的GDP占比，Y軸為財政平衡、X軸為貿易平衡。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哈佛與PIMCO，截至2024年12月。
但觀察過去40年全球經濟的貿易狀況，會發現此機制顯然沒有奏效。因此，部分國家持續出現貿易順差，例如中國、日本在疫情前可能是這樣，還有德國、韓國、新加坡。其他國家則持續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就是其中一例；同時，英國與法國等國家也有類似情況。
因此，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沒有重新平衡？美國政府認為，這是因為貿易順差國家的政策、監管與其他結構性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消費，它們要求家戶補貼製造業。這導致一些沒有這樣做的地區，如美國，無法與之競爭，中產階級面臨空心化、美國的製造業份額減少，因為我們無法與之競爭。由於政府建立的社會安全網，導致自動穩定因子（automatic stabilizer）政策項目增加了美國財政赤字。因此，諸如醫療保險、食品援助項目、美國身障專案等都因經濟學家所謂的「中國衝擊」而增加。
因此，為了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而進行的結構性調整將會非常困難。這是我們的觀點，對於華府目前正在討論的削減聯邦政府支出與財政赤字問題。
所以這一切表明，聯準會將面臨一些棘手的決策，我們認為這將歸因於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速度快於通膨風險。在這個部份，近期各種消費者調查與商業調查顯示，通膨預期令人非常不舒服地上升，最終可能會限制聯準會。這個發展方向顯然是聯準會不樂見的。我們認為，這意味著聯準會在2018年、2019年為了應對經濟疲弱而進行的前瞻性降息，可能會受到更多限制。但無論如何，如果他們看到失業率上升，他們會在經濟衰退風險增加的情況下積極降息。
但美國並不是唯一需要進行這些調整的地方。其他地方，如中國，也需要進行調整。美國試圖透過提高關稅來施壓，並造成了一些擾亂。我們仍要持續觀察，在此期間的額外物價水準調整，以及額外市場波動，對美國選民而言，他們願意容忍的幅度是多少。因此，我認為這一切都顯示了結構性調整有許多限制，且會造成許多短期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