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的歷史經驗
本文原在2025年4月29日刊登於《金融時報》。
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與1987年2月的「羅浮宮協議」,如今被公認為國際經濟政策合作的重要成功範例。
這些協議旨在有序地貶值被嚴重高估的美元,減少日益龐大的美國貿易逆差,並遏制由此引發的保護主義壓力。事實證明,美元在1987年實現了有序貶值,貿易逆差的GDP占比在1989年減少了三分之二。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達成其使命。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外匯市場的直接干預,對於實現美元貶值與縮小貿易逆差發揮了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然而,這其實是一種持續存在的誤解。
這種觀點很吸引人。難道一個國家僅透過與志同道合的盟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就能幾乎消除其貿易逆差,不是很了不起嗎?但事實並非如此。歷史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經驗,這些經驗對當前所謂用以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海湖莊園協議」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1985年9月,美國、德國、日本、英國與法國的五國代表召開會議,討論美元升值問題。由此產生的廣場協議承諾參與國將聯合進行外匯干預。其主要動機是緩解保護主義壓力,減少當時約占GDP 3%的美國貿易逆差。
兩年後,羅浮宮協議於巴黎簽署。該協議標誌著政策轉變;參與國認為美元已足夠地貶值,並同意穩定匯率,防止進一步波動。
然而,實證證據與學術研究表明,儘管聯合干預具有象徵性意義,但它並非1985年至1987年美元貶值的主要驅動力。
反之,決定性因素是聯準會主席保羅・伏克爾領導下的美國貨幣政策大幅寬鬆。伏克爾在1984年底成功遏制了1979年以來的雙位數通膨率,並留有充足的降息空間。事實上,從1984年10月(廣場協議前11個月)到1986年12月(羅浮宮協議前2個月),聯準會將利率從12%降至6%,美元幾乎與降息同步走弱。
美國財政整頓同樣對減少貿易逆差至關重要。儘管雷根政府在1981年初實施減稅並增加國防支出,但隨後幾年與國會合作推行了大規模財政緊縮措施;這些措施使美國預算赤字總計減少約40%,在經濟擴張的背景下,對縮小貿易逆差發揮了關鍵作用。廣場協議的原始公報明確指出,美國、日本與德國需要進行財政調整以減少全球貿易失衡,而美國確實做出了相應努力。
近期關於「海湖莊園協議」可能性的討論浮出水面,借鑑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的歷史經驗。經濟學家波扎爾(Zoltan Pozsar )與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Stephen Miran)曾討論透過聯合干預以削弱美元,並配合創新的財政安排,包括用短期美國公債換取其他國家央行持有的長期或永久債券。此外,一些支持者建議將貨幣合作及安全規畫與關稅減免掛鉤。
廣場協議與羅浮宮協議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雖然聯合貨幣干預可以傳達政策意圖並暫時影響匯率,但可持續的調整將需要支持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擬議的海湖莊園協議雖然概念類似,但面臨著當前的獨特挑戰,包括有限的貨幣政策靈活性、不確定的財政整頓前景以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考量。
政策制定者必須意識到,成功的國際聯合需要在貨幣、財政與地緣政治層面做出可信的承諾,而不能僅僅依賴貨幣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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