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期中選舉結束後，投資人自然會關注選舉結果對財政政策、地緣政治與法規前景的意涵。 然而，期中選舉早已透過另一個更直接的途徑影響經濟：競選活動本身已大力支撐美國經濟成長。
規模相對罕見的選舉支出，加上具追溯效力的家庭減稅，有助於解釋為何在家庭能源價格上漲40%的情況下，美國消費在2026年仍展現韌性；一般而言，此一漲幅將對實質支出形成相當大的逆風。
然而展望2027年，選舉相關支出將大幅下滑，退稅增加帶來的一次性提振也不會重演。 因此，消費能否持續展現韌性，可能將愈來愈取決於能源價格能否回落。
解開美國消費韌性之謎
2026年的主要謎題之一，是在能源價格大幅上漲之際，美國消費者仍展現韌性。 富裕家庭受惠於數年來股市相對強勁的漲幅而增加支出，是解釋部分韌性的一個合理原因。 然而，深入檢視美國經濟分析局的國民所得與生產帳數據，可得出相對單純得多的解釋：規模相對罕見的政治競選支出，抵銷了能源成本的衝擊。
能源價格上漲對家庭構成逆風。 在一般經濟體中，家庭難以輕易替代汽車所需的汽油，以及住家供暖所需的其他能源產品。 儘管居家辦公、電動車、太陽能及其他節能產品的興起，已逐步降低對能源的依賴，但對多數家庭而言，能源價格上漲的作用仍與消費稅相當類似。
2010年代中期的頁岩油與美國能源產量提升，使美國成為能源淨生產國與淨出口國，但仍未能完全緩解此一衝擊。 能源價格上漲實際上是將實質所得從家庭移轉至能源生產企業的所有者。 多數家庭參與能源產業獲利的程度（例如透過投資）並不足以抵銷購買力所受的直接衝擊。
透過簡單的估算，即可了解這項持續加重的能源「稅」規模有多大。 根據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汽油及其他能源商品價格今年上漲約40%。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資料，能源商品約占消費支出的3%。 假設家庭不因價格上漲而減少能源商品消費，從數學角度計算，價格上漲40%將使家庭在其他項目的支出減少1.2個百分點。 即使消費者透過降低所得中的儲蓄比例或動用累積儲蓄來吸收一半的衝擊，對實質消費成長的隱含拖累仍達0.6個百分點，此一估計與實證研究結果一致。
然而，整體數據中此類拖累的跡象卻出乎意料地罕見。 2026年前三季，美國實質消費年化成長率約2.75%，與能源價格相對低得多的2025年相近。
在今年的能源衝擊下，是什麼支撐了消費者？ 儲蓄率確實下滑，顯示美國股市相對強勁的報酬，也可能降低了家庭認為須維持相同儲蓄率的需求。
但深入檢視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可發現另一項重要因素。 具體而言，根據公布數據，選舉帶動的專業倡議服務支出增加，在今年前三季平均推升實質消費成長約0.5個百分點（見圖1），實際上抵銷了能源帶來的拖累。
圖1：選舉相關支出今年為美國消費成長貢獻約0.5個百分點
沒錯，政治廣告也算消費
過去15年來，隨著法律變革（其中以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的「聯合公民案」判決最受矚目）擴大企業、工會及其他組織進行獨立政治支出的空間，政治支出已大幅成長。
政治競選活動在國民所得與生產帳中被列為個人消費支出，尤其自疫情以來，已成為選舉年整體經濟成長的重要推力。 將此類活動納入消費數據的邏輯在於：這些組織最終是向家庭提供服務，而非生產傳統意義上用於銷售的商品或服務。
在國民所得與生產帳的架構下，個人消費支出中的「個人」涵蓋家庭與服務家庭的非營利機構。 此一會計處理認定，即使家庭並未以市場價格直接購買服務，非營利機構仍可向家庭提供最終服務。 例如食物銀行或免費診所。 美國經濟分析局主要以這些非營利機構提供服務的成本衡量其消費，包括薪酬及商品與服務採購，並扣除向家庭銷售所得的收入。
此一會計處理之所以與選舉相關，是因為政治組織同樣被歸類於服務家庭的非營利部門。 其政治倡議支出，被記錄為代表家庭生產並消費的最終服務。
換言之，無論家庭是否願意觀看競選廣告，國民所得與生產帳都會將由此產生的倡議服務記錄為「已消費」。
自2010年以來，選舉相關支出持續成長。 然而，競爭異常激烈的政治情勢，使2026年成為歷來支出相對較高的期中選舉。 競選財務監督機構估計，候選人、政黨、政治行動委員會及外部團體僅在聯邦選舉上的支出便接近120億美元，高於2022年期中選舉的89億美元。 且此數字尚未計入州與地方選舉活動。 截至11月初，光是州公投議案的競選活動就募得約12.5億美元捐款；而選情膠著的州長選舉（競選議題聚焦於反AI政策及放緩資料中心投資）同樣投入相對可觀的支出。
根據國民所得與生產帳數據，我們的計算顯示，2026年前三季專業倡議服務的名目支出，較2025年的年化水準高出約220億美元。 當然，其中並非全屬競選支出。 此類別涵蓋範圍較廣，部分增幅即使沒有選舉也會發生。 但其時間點與規模仍相對引人注目。
資金來源同樣重要。 政治競選資金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富裕及超高資產家庭。 據估計，在2024年選舉中，僅億萬富豪及其家族就占已申報聯邦政治捐款的近五分之一。 學術研究同樣記錄了競選捐款日益集中於極少數超高資產捐款人的現象。
競選捐款也可能至少解釋了今年家庭儲蓄率統計數據大幅下滑的部分原因。 若這些捐款來自原本會被儲蓄的所得或財富，競選活動便是將資源從高儲蓄家庭移轉至政治組織，而後者會迅速將資金用於廣告、顧問、人員、差旅及活動。
廣告支出的組成，同樣會影響統計上的經濟成長。 民間企業購買廣告時，GDP不會將其列為一筆獨立的購買：廣告被視為營運成本，如同電力或原物料，其價格已內含於企業所銷售的產品中。 若同時計入廣告與最終產品，等於將同一筆支出重複計算。 政治組織則不同。 當非營利政治組織購買廣告及其他投入以向家庭提供倡議服務時，由此產生的最終非營利服務會被記錄為消費。
因此，廣告需求從企業暫時轉向政治組織，可能推升統計上的最終消費與GDP。
稅制變動亦間接支撐消費
競選支出並非今年暫時提振消費的唯一因素。 《大而美法案》為家庭帶來的一次性稅務紅利，也可能在2026年間接支撐了美國消費。 該法案實施多項具追溯效力的新增或擴大家庭稅務條款，包括調高州與地方稅扣除額上限、小費與加班費扣除額，以及擴大長者扣除額。 由於部分條款適用於2025年所得，但其制定時間晚於預扣稅額表的訂定，因此部分減稅效果是在2026年報稅季，以退稅增加及最終應納稅額降低的形式惠及家庭。
我們估計，這些條款在2026曆年使美國家庭現金流增加約1,600億美元。 （我們的計算聚焦於新增或擴大的家庭稅務條款，而非僅是現行稅制的延長。） 此一相對顯著但屬暫時性的提振，也有助於消費者在能源價格上漲之際維持支出。
圖2呈現我們運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對各項政府活動影響的估計，推算川普政府稅收、支出與關稅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 個人減稅可能是2026年初GDP的重要貢獻來源。
圖2：個人減稅為2026年消費與GDP帶來相對顯著的提振
能源逆風延後浮現？
能源價格上漲原本應對家庭消費造成相當大的逆風。 但此一衝擊恰逢兩項規模相對較大的抵銷因素：選舉帶動的非營利消費激增，以及稅法變動帶來的家庭現金流提升。 因此，消費成長能維持在年增約2.5%的韌性水準，或許並不令人意外。
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接下來的發展。 選舉支出將大幅下滑，一次性的退稅提振效果也將消退。 這使能源價格成為2027年影響消費者的關鍵變數，且重要性日益提升。 若能源價格回落至衝突前的水準，家庭實質所得隨之改善，應可抵銷部分逐漸消退的政策支撐。 若能源價格未能回落，能源成本上升的拖累可能終將反映在整體消費成長上。
換言之，一次性因素可能延後了能源價格上漲對消費的明顯衝擊。 我們預期，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最終將逐步顯現。
